8月17日，复旦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以下简称“两大工程”）二期成果发布暨丛书首发式在上海书展举行，20部学术专著首发亮相。
复旦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汇聚学者力量，开展有组织科研，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实施“两大工程”这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至今已有8年。
“两大工程”二期组建大团队，构建大平台，承担大项目，展现大成果，再结硕果。学术专著围绕党的二十大最新精神和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打造思想矩阵，背后凝聚了复旦数十位知名学者、数百人研究团队的心血和智慧。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丛书编委会主任焦扬说：“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创新体制机制、发挥特色优势、整合盘活资源，深化对总书记思想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研究阐释，服务党的理论创新、服务治国理政、服务立德树人，着力将‘两大工程’打造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工程、集成工程、示范工程。”在二期学术委员会主任吴晓明看来，“两大工程”的持续推进，不仅深化了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更助力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复旦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两大工程”是实现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抓手：完成学术化阐释的同时，推动学科彻底摆脱“学徒状态”，确立自我主张，最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
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共生”
在《全球化新叙事：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中，作者围绕全球化新图景的构建，带来了一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学术探索。作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 的重要成果，这部著作不仅解构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话语，更以中国实践为基，勾勒出了多元包容的全球化新路径。
专著作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周文介绍，该书的创作初衷源于对全球化现实困境的深刻关切。“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总是伴随着西方霸权与经济学西方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强化，而西方霸权与经济学西方话语体系也随着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推广而巩固和加强，持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干预和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发展。” 他注意到，全球发展正遭遇逆全球化浊浪，而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为破解困局提供了新可能。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主编、复旦大学考古学科主要教师集体写作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应时代召唤而生，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献上“复旦答卷”。针对存在于当前中国考古学界的“轻考古材料的整合研究和历史重建”与“轻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利用和保护传承”两大挑战，该书在内容与结构上打破了传统考古学专著的范式，围绕构建考古发掘研究、传播利用和保护传承“三位一体、前后贯通”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谋篇布局，以理论创新为考古学探索注入蓬勃活力。
陆建松介绍，该书突破了将传统考古学主要停留在材料学的局限，为考古发掘、研究和传播利用提供了系统性理论指导。他期待该书所倡导的“三位一体”大考古学学科体系能为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带来革命性变化，在历史的书写中实现考古学以史育人的目的。
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的理论坐标
《科技强国的理论意蕴与多重维度》由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杨庆峰领衔，在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下，深入挖掘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背后的理论内涵。
该书围绕“如何建设科技强国”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以理论阐述、动力分析、条件分析以及实践案例为内在逻辑线索，呈现为八个章节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理论层面，该书从科技哲学的视角出发，在反思技术工具论的同时突出“科技系统论”，梳理科技强国建设中的政治逻辑与社会逻辑；在实践层面，该书则将理论研究与国内外案例分析相结合，对科技强国建设表现出的微观区域特征进行精细解剖。
在杨庆峰来看，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不仅在于国家实力的提升，更是运用科技的力量造福人类、惠及世界的过程。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期待这本学术著作与人工智能引领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同频共振，在席卷全球的科技浪潮中留下回响。
以史学创新回应时代之问
作为 “两大工程” 二期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自立项起就紧扣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阐释” 的宗旨，力求为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马克思主义史学百年发展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如何引领史学进步？这些问题是‘两大工程’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我开展研究的出发点。”谈及研究初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何爱国坦言源于对这些关键问题的思考。
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下了“笨功夫”。他们组织科研团队，进行合理分工，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整理；针对课题的重点与难点所在，着力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指南、文化基因、历史脉络、主要特色、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七个方面。作为负责人，何爱国也进行了大量理论学习，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提升各方面的史学素养。
“最大的创新在于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 何爱国说，书中首次系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契合性，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找到了文化根基。同时，研究不局限于书斋，将中国式现代化、三农问题等重大现实议题纳入考察，体现了中国史学 “经世致用” 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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